1979年春天,正在勐海一中读高中的我进入了高考的备战状态。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中国即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巨变,抄作业开卷考交白卷下乡当知青的时代已经过去,用真才实学来检验我们的成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我们每天都在灰暗的教室里读书背书看书听课做作业考试,同学们在一起不厌其烦地议论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和数学家华罗庚以及某某神童的故事,班主任老师唾液横飞地讲解《红楼梦》第四章节的灵魂人物贾雨村和“护官符”听得我们一头雾水;历史老师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黑板上不停地抄写优秀的“日耳曼”民族直让我们手抽筋;数学老师每天上课前要我们高声朗诵那首当年最著名的铿锵诗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们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鏖战。那时候正在成长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多年以后当我们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才发觉历史正悄悄从我们身边走过。
那时候我家很穷,父亲母亲在勐海茶厂做工,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50元,我们一家住在不足40平方米的一间半屋里,每个月可以吃到两三次肉,家里唯一值钱的财产是父亲天天骑着的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和母亲手腕上戴着的上海产“梅花牌”手表,家里是否有存款从没听父母说过。高考落榜后,看着他们失望的双眼我说不出一句想复读的话,背着书包上大学的梦想彻底破灭,为了不让我加入到待业青年的行列,父母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期望我早点参加工作,因此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工,考试成绩的好坏决定我是呆在城里还是到基层乡镇。那时候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宁可在城里扫大街,也不去乡下当干部”。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或者是威风凛凛的女警,我在1980年金秋十月以考工第二名的成绩在城里当了一名自来水厂工人,对那个小城来说,自来水厂的确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春天来了,城里到处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青年”穿着喇叭裤、直筒裤在游荡,大街小巷开始流行邓丽君、红丽姐妹、张帝的歌,工人文化宫每晚免费提供跳舞娱乐场所,勐海茶厂每晚都有好看的露天电影,12吋的黑白电视机进入了有钱人的家庭。国门在慢慢拉开,可以看到背着沉重行囊骑着自行车的外国人来西双版纳旅游,周边国家的外贸商品如尼龙蚊帐、折叠伞、化妆品、难民服不断地流入国内,我们看到了日本电视剧《血凝》、印度电影《流浪者》、日本电影《望乡》、美国电影《魂断蓝桥》、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国内的《庐山恋》《苦恼人的笑》《少林寺》……我们感到非常震撼,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那时候伤痕文学看得我们如泣如诉。我天天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背着沉重的工具箱,抬着水管,汗流浃背地在大街小巷东奔西走,听见普通话就以为是北京人,看到戴眼镜的就觉得是文化人,想戴着眼镜当一名记者和作家成为我天天梦想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每天都会写日记,在一个缅桂飘香的夏夜里,我被自己至真至纯的日记感动了,于是,我写了我的处女作《阿给》,当文章在《版纳》杂志上发表后,我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小城里的“明星”,从我父母和众人的目光中,我感受到某种身为“作家”头衔上的荣耀。当时的影响力让我获得了很多殊荣,比如我很快入了团,比如我如愿以偿穿上制服当了法官,并成为当时很让人羡慕的国家干部。
那以后,想读成人大学的梦想又开始勃勃地生长起来,但院党组不同意脱产读书,只允许我们读函授力争自学成才。在3年的半工半读中我拿到了法律专科大学文凭,成为我们家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响彻大江南北,穷则思变,渴望改变现状和经商的意识深入人心,会“游泳”和不会“游泳”的都争先恐后纷纷跳下海,西双版纳这块远离北上广的沃土上掀起了停薪留职、经商办企业、集资建房的热潮,我也被卷入购房无钱、不购无房的尴尬境地。那时候我每天在主妇日记里窃窃私语,常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中漫游,那个时期对西双版纳这块金字招牌来说,旅游业这个朝阳产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而我也跃跃欲试,正好此时朋友开了一家旅行社,给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头衔——公关部经理,听着这个舒服的“名字”,想着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所有的梦想都在飘荡。可惜梦醒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坐在办公室里,灰姑娘有童话,我没有!
新世纪踏着湿淋淋的步子来了。这个时期改革的步伐不断深入,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更多更新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看到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看到了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小轿车走入了家庭,手机已代替了传呼机,时尚产品比比皆是,节日的味道渐淡渐远,互联网和电视成为朝九晚五上班族不可或缺的人生伴侣,生活的大变化让所有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冲击。
2005年新年伊始,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把我调任勐海县政府任副县长。勐海是我的故乡,我对她的感情就像绿叶对根的情意一样。回到故乡,我已经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父母官”,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奉献我的绵薄之力。那时候勐海有30万人口,典型的边疆民族山区特征,财政收入只有4300万元,取消农业税后,“保工资,保运转”和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此时正逢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工程”“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新农村建设”战略规划,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勐海的日子里,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每天像穿上军装的战士一样在打仗,我遇到了最可爱的人,最可敬的人,最可怜的人,最可悲的人。我知道了什么是老百姓,什么叫基层政权组织,什么叫党的执政之基,什么叫共和国的脊梁。每次闭上眼睛,我就会想起很多面色黝黑的人,热辣辣的阳光,暴皮的双手,如雨的汗水……我想起艾青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双眼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2008年3月,我调任西双版纳州文体局工作,之后,又到了州政协文史委工作。这段时期,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传承和发展优秀的历史文化成为主旋律,前几天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南糯山,98岁的奶奶拄着拐仗迎接我,嘴里还哼着小曲,她对我说:“再过几天就是哈尼人的‘嘎汤帕’(辞旧迎新)节了,你要带着多多的人回来,家家户户都会杀猪杀牛,阿麻麻日子太好了!”我放眼望去,掩映在竹林中的新建别墅错落有致,家家有了摩托车、轿车,大棚里装满了普洱茶,客栈、农庄、茶室随处可见。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词:翻天覆地!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