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废墟:二战空袭重塑了欧洲城市风貌?

1941年，建筑师汉斯·施托斯贝格（Hans Stosberg）设计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草图，计划在最新的路线上建设一座新的样板城镇，中央广场四周由纪念性的公共建筑群环绕，树叶茂密的林荫大道从中央大街上四散开来，中央大街直通工厂区，工厂区可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这里的人口预计最终能达到8万人。这里要建12所学校、6所幼儿园、20座运动场，还有游泳池、办公室、银行、商店和一些卫星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建有一处中心广场，配备相似的公共建筑和现代设施。整个规划旨在形成一种“城市景观”，在城镇的整体框架内，分出“细胞状”区域，每个区域都形成各自的子社区。民宅，或称作“居民住房”，配备中央供暖系统、车库、燃气灶具、洗衣店和菜园。在以往的观念里，城市总是人口稠密、建筑密集、街道狭窄、小巷蜿蜒，这种老观念将被现代城市理念取代。现代的城市道路宽阔，四通八达，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政府按时投入资金，在新的城市景观中，企业设法获得更具优势的地段。为庆祝开工，施托斯贝格为1942年新年准备了特制的贺卡，寄送给朋友、同事和熟人。在贺卡图片的下方，他骄傲地写下了“德国新镇奥斯威辛的诞生”。

1943年1月，施托斯贝格声称，建设新城镇的目的是“为德意志人民提供一片宽阔的土地，这里会变成德意志人及其子女的家园乐土”。不久以前并入希特勒帝国的奥斯威辛及周边地区，在施托斯贝格开始该项目之前，居住的都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这种混居造成了诸多不便。大约5000名犹太人被逮捕，并被押解至索斯诺维茨（Sosnowitz）和本津（Bendzin）的隔离区。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杀掉。为来到此地的德意志人提供工作机会的法本化工厂，其雇工列队站在街边，目送犹太人离去。剩余的7600名居民中，90％都是波兰人，他们都接受了检查，如果体征上没有德意志人的特征，比如金发或较长的头骨，他们也会遭到驱逐。截至1943年10月，此地的德意志人由最初的600人增加到了6000多人。

但曾经许诺给他们的田园般的城市生活却没有实现。施工进展缓慢，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转，卫生条件恶劣，附近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里，不断飘来焚烧尸体的刺鼻气味。但总的来说，市民与规模不断扩大的法本化工厂以及管理附近营地的纳粹党卫军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1943年3月，营地的纳粹党卫军军官甚至还邀请居民参加“围炉及下午的娱乐活动”。然而，位于莫诺维茨（Monowitz）附近的法本化工厂及奥斯威辛两个集中营里的强制劳工，因为营养不良、虱传斑疹、殴打、枪击和毒气而相继死亡的时候，新城里的200名德意志居民，却在城中心广场的拉茨霍夫（Ratshof）酒吧欢度1943年新年。他们大吃鹅肝、蓝色鲤鱼肉冻、烤野兔肉卷，还有薄烤饼，喝掉了无数瓶装的德国气泡酒。

从很多方面来说，奥斯威辛都是纳粹城镇规划师向往的战后样板城，尤其在德国东部—全新的城市景观，居民都是德意志人，他们管理着大型的工厂企业，干活的强制劳工都是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城镇边缘配有“灭绝设备”，用来处理那些可替换的、敌对的和人种上的异类。新城被划分成一个个较小的社区单位，以当地官员为基础，比如所谓的“街区长”，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方便纳粹更好地控制和管理人口，至少后来有一位持此理念的评论家是这么认为的。希特勒说“我们的建筑是用来加强统治的”，他所指的不仅仅是这些宏伟壮观的公共建筑。

奥斯威辛的新型居民区为德意志人提供的不仅仅是住房和就业，还有维护权威和管理纳粹党的机会。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布局， 其延展性的设计更能经受空袭的破坏。1943年，汉堡、埃森、科隆及其他城市均遭到盟军的战略性轰炸，成千上万德意志人从上述城市涌入此地。“一战”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下一次大规模欧洲冲突的狂轰滥炸下，城市将被彻底摧毁。这一观点激发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去思考，城市究竟要如何建造才更能经受住空袭。1934年， 一名德国建筑师宣称：“未来的战争将会对当今式样的建筑宣布死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藏在“城市与周围乡村的融合”里。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观点与之类似，他认为对“空中鱼雷的恐惧”会让“城市以拆除和重建的方式发生彻底改变”。一名德国防空官员表示：“理想情况下，城市应该彻底重建。”

“二战”期间的大轰炸使欧洲许多城市遭到大规模破坏，许多城市规划者因此看到了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1944年2月2日，德国建筑师康斯坦蒂·居乔（Konstanty Gutschow）说：“上个世纪的城市简直就是看不到尽头的房屋海洋，作为城市规划师，我们自恨无能为力，而现在这些城市遭遇了悲惨的命运。”德国的城镇规划师们就像秃鹫盯着一具被吃了一半的尸体那样，看着欧洲满目疮痍的城市，然而，不仅仅是德国的规划师们有这种态度。波兰人扬·赫梅莱夫斯基（Jan Chmielewski）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逃出后，看着华沙的废墟，表达了他的“安慰”之情，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一直被迫目睹城市“在毫无规划的情况下……肆意发展”。英国考文垂（Coventry）的城市建筑师面对被德国轰炸机炸毁的城市，认为这是一个“要用双手抓住的契机”。美国城市化方面的资深批评人士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在1942年就抱怨“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还不够深入”，因此他呼吁社会“用一种更加刻意、理性的方式，把炸弹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2013年8月至9月，德国汉堡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许多建筑史学家聚集在一起，探讨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欧洲空袭和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相关图书《因祸得福》（A Blessing in Disguise）随即出版。该书包含了大量插图，许多地图和规划图在书中以彩色的形式重印，大部分是从未公布过的，从这些图纸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规划师对工作的热情。当然，乌托邦式的规划紧随城市灾难而来，似乎由来已久，最著名的例子是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对伦敦的重建计划。编者充分认识到这一传统，于是将汉堡的故事也包括在其中。汉堡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曾在1842年的大火中严重损坏，战后重建工作因而具有了深刻的历史背景。重建任务委托给了英国工程师威廉·林德利（William Lindley），此人会讲德语，熟悉雷恩爵士的计划，当时还负责管理德国最早的铁路线路的建设工作，所建铁路就在受损城市的边上。